紧盯四风老问题新表现 强化监督严肃执纪 ******
紧盯四风老问题新表现 强化监督严肃执纪
清清爽爽过廉节
云南通报6起违规吃喝典型问题；湖南通报8起年轻干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甘肃通报3起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酒驾醉驾典型问题……临近春节，各地密集通报典型案例，不断强化警示震慑效应。
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在部署2023年工作时指出，持续深化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纠治“四风”。各地纪检监察机关在春节来临之际，紧盯节点和薄弱环节加强监督检查，强化节前教育提醒，确保党员干部风清气正过春节。
2022年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95376起，纠治“四风”力度不减、尺度不松，对顶风违纪行为露头就打
1月16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了2022年12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情况。当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1112起，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16122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11569人。
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95376起，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141348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96756人。
在春节来临之前，连续第112个月公布的月报数据，再次给党员领导干部们敲响了警钟：中央八项规定不是只管五年、十年，而是长期有效的铁规矩、硬杠杠。纠治“四风”力度不减、尺度不松，对顶风违纪行为露头就打。
坚守节点纠治“四风”是加强作风建设的重要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经过一个节点一个节点的坚守，“清清爽爽”过节的氛围逐渐形成。作风之变，群众感受最深刻。2022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国家统计局合作开展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97.4%的群众认为全面从严治党卓有成效，比2012年提高了22.4%；99%的群众认为，党中央正风肃纪反腐的举措，体现了我们党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
“四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反复性，稍有松懈，就会卷土重来、死灰复燃，决不能有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
“湖北省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长曹广晶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公款吃喝，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旅游安排问题”“湖南省常德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石门县委原书记谭本仲违规收受礼品、礼金，违规公款吃喝，不顾实际使用大额财政资金建设景观工程问题”……
2022年12月22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10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从这些案例不难看出，在持续正风肃纪的高压态势下，仍有少数党员干部政治意识缺失，特权思想严重，不收敛不收手，花样翻新搞“四风”。
从2022年全国查处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来看，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达到5万余起，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达到4万余起，其中，在履职尽责、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严重影响高质量发展方面，共查处问题37567起，占查处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总数的83.9%。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有关负责同志表示，纪检监察机关将聚焦党的二十大确定的目标任务，坚持以严的基调强化正风肃纪，对享乐奢靡问题露头就打，重点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将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
把监督挺在前面，紧盯节日期间易发的问题，紧盯享乐奢靡及各类隐形变异行为
“一件小事忽略了，两件小事忽略了，最后真正地是违法犯罪的事，就不把它当回事了，是非观念上逐渐地淡漠，这的确也是很惨痛的一个教训。”在近日播出的电视专题片《永远吹冲锋号》中，文化和旅游部原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李金早出镜忏悔，他违纪违法问题的一大特点，就是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十分突出，追求所谓“生活品质”、贪图奢侈享乐，逐渐从破纪到破法，从量变到质变。
作风问题无小事，党员领导干部腐败堕落往往是从不正之风、享乐奢靡开始，从“四风”上打开缺口。春节期间，团圆氛围浓烈，这容易让违纪违法现象披上合情合理的“外衣”，导致“酒杯一端，原则放宽”“礼物一送，制度松动”，个别党员领导干部在一次次收礼送礼、吃吃喝喝中，丧失原则、放松底线。
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从具体事情抓起，抓早抓小、抓细抓常，精准施策、靶向纠治，防止千里之堤溃于蚁穴，防止小管涌变成大问题。
1月14日下午5点多，在医院结束监督检查工作后，陕西省大荔县纪委监委党风室3名同志简单商量后，马不停蹄赶往一家商场，就刚刚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线索进行详细了解……这是春节前该县纪检监察机关开展监督检查的场景。
大荔县纪委监委结合当地实际，元旦、春节期间制定了详细的监督检查工作方案，既严查违规公款吃喝、违规收送礼品、违规公车私用等老问题，又紧盯年底集中报账等环节，及时准确发现背后可能存在的“四风”问题。2022年12月以来，该县纪委监委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违反“四风”问题线索5个，查处2件3人。
作风问题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阶段既有共性特征，也有不同的突出表现。必须把握作风建设地区性、行业性、阶段性特点，抓住普遍发生、反复出现的问题深化整治，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
浙江省杭州市纪委监委将通过快递物流收送礼品礼金列为节前“四风”监督检查重点，通过明察暗访、随机抽查、当面核实等方式，对土特产店、商超等物流快递发出单位的快递信息开展有针对性的监督检查，重点筛查寄往党政机关、国企单位的可疑物流快递信息。同时，对机关企事业单位传达室等“终端”开展监督检查，重点关注“多人给某位党员干部邮寄快件”“一人给多名党员干部邮寄快件”等可疑情况，让看似隐蔽的快递送礼无处遁形。
节日期间酒驾醉驾违法犯罪行为相对多发，江苏省溧阳市纪委监委部署安排，从酒驾醉驾等问题入手，第一时间查清“和谁吃、在哪吃、为什么吃、谁付款”等关键信息，深挖隐藏在所谓“人情往来”背后的请托事项和利益勾兑……通过“靠前一步、深挖一层”，严查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交织。
紧盯加重基层负担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随意向基层派任务、要材料过多过频、同一内容视频会议层层套开、“指尖上的形式主义”……这是近日个别单位在工作总结部署阶段出现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表象。
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对重点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出具体部署。中央纪委日前印发《关于做好2023年元旦春节期间正风肃纪工作的通知》提出要聚焦以总结部署工作等名义加重基层负担的形式主义问题，保障党员、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抓工作落实。
“您好！请问您的业务办理顺利吗？是否碰到工作人员作风懒散，或者是吃拿卡要、无故推托等情况？”天津市宝坻区纪委监委工作人员实地走访区政务服务中心，和办事群众面对面交流。天津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持续深入推进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不担当不作为问题专项整治，大力纠治落实决策打折扣、对待群众耍官威、失职失责不作为等顽疾。
不久前，湖南省纪委办公厅印发《关于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深化纠治“四风”工作的若干措施》指出，开展“表现在基层，根子在上面”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专项监督，督促分级分类开展整治，推动开展省直机关单位纪律作风问题专项整顿；针对妨碍惠民政策落实“绊脚石”等问题，部署开展教育乱收费、套取就业创业补贴、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缺位等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专项整治……
当前是各类考核集中开展期，同时也往往是考核不正之风的易发高发期。
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相关负责同志介绍，从日常监督和查办案件掌握的情况来看，年终考核时，总有部分被考核单位动“歪心思”，精力不是放在如何抓好工作落实上，而是想着跑关系、找门路，甚至企图通过搞违规吃喝送礼等方式，为自己加分。同时，也有一些责任部门利用考核评判权，搞“人情考”“关系考”。更有甚者借机吃拿卡要，收受好处弄虚作假等。针对这种情况，江西省纪委监委作出部署，要求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严的基调强化正风肃纪，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坚决防止考核中出现不正之风。
坚持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
1月17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召开全区领导干部警示教育大会，通过深刻剖析违纪违法典型案例，给领导干部常敲警钟、常亮红灯，以案为鉴、以案促改，向全区上下释放“严”的强烈信号。
现场参会的广西壮族自治区纪委监委驻自治区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纪检监察组组长欧泽馨深受触动，“在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在新春佳节来临之际，这样的警示教育非常及时、很有必要。我将时刻牢记‘三个务必’，切实做到忠诚干净担当，全力以赴为党的事业和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勤奋工作。”
春节来临前，各地在坚决纠治不正之风、解决突出问题的同时，通过警示教育大会等方式警醒党员干部守好“廉关”过好“廉节”，并积极推动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增强不想腐的自觉，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
“节俭且从春节俭，廉洁应似雪莲洁”“清风吹拂阳光院，白雪飘融仙鹤乡”“修竹凌寒身正直，梅花喜雪气清香”。1月16日，在河南省鹤壁市淇滨区文明实践中心的大厅内，书法家们现场挥毫泼墨，为社区的居民传福送廉，240余副廉洁春联被抢选一空。
鹤壁市纪委监委联合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文联等单位开展了“清廉的节日”系列活动，坚持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和本地特色文化中寻找廉洁基因，持续在挖掘、提炼、转换、运用上下功夫，不断丰富内涵、拓展外延、创新形式，充分发挥清廉文化教育、引领和浸润作用。
2022年12月底，位于海南海口的海瑞文化公园开园，为市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了好去处，也成为党员干部接受廉政教育的重要阵地。除了指导推动海瑞文化公园建设，海南省纪委监委还开展廉洁文化微电影微视频征集展播活动，协调推动琼剧《海瑞》复排巡演，建设完成“全省廉洁文化地图”并上线运行，以廉洁文化助推清廉自贸港建设。
革命文化是淬炼党员干部廉洁奉公意识的重要文化滋养。福建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深入挖掘展示红色文化中的廉洁元素，使党员干部在革命文化熏陶中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廉洁意识，传承革命精神，激发“不想腐”的内生动力，并从中汲取自我革命的强大力量。(中国纪检监察报 记者 薛鹏)
一题而三命意的《伶官传序》******
作者：詹丹
欧阳修的史论名篇《五代史伶官传序》分别在中开头、中间和结尾，出现了三处观点句，即：
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
夫忧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对此，虽然有人曾提出哪一处是中心句的疑问，但也有不少学者把三处观点作了归并处理。如流行甚广的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有关这篇作品的题解，就把三处观点整合在一起加以论述道：
这篇文章是把“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作为教训，说明“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指出一个王朝的兴亡主要决定于人事，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其进步意义。
而陈必祥在《欧阳修散文选集》题解中论及此文时，把第一处观点句称为“全文的主旨”，把第二处称为“结论”，又把第三处称为揭示“带有更普遍意义的教训”，是“扩大和深化了主题”。只不过用换一种说法，依然对三处观点句作了归并处理。
不过，吴小如在1980年代论及该文的主题时，一方面归并处理了三处观点，但更重要的，他还有着深入一步的看法：
这篇文章的主题归纳起来不外这三层意思：首先是盛衰治乱兴亡之理，由于人事而未必由于“天命”，这是一篇的主干。其次，所谓“人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和“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虽然吴小如在提出主题的三层意思的同时，对内部关系做出了逻辑分析，认为第一处观点句“人事”是主干，后两处是“人事”的具体表现，大致体现出“总-分-分”这样的逻辑关系。但我的看法稍有不同。
从逻辑分类看，后两处的观点，确实都属于“人事”的范畴。但从观点的抽象到具体的递进程度或者说从“人事”的普遍性到特殊性看，其间的关系又是步步深入的。
由于第一处提出的观点“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中的“人事”毕竟没有具体内涵，所以这是在一个宏观角度，提出了与“天命”相对的观点，来构成盛衰之理的具体内涵。也就是说，相对于纷繁复杂的“人事”来说，这个概念本身是抽象而又空洞的，只是当作为与“天命”对等的一个概念，把传统的认同“天命”的观念也向“人事”有所转向，才有其具体的针对性。
也正因为“人事”概念本身的抽象和空洞，所以它反倒像虚位以待的框架，可以容纳丰富的内容。其实，庄宗之所以失天下的原因本来就复杂，《旧五代史》在庄宗本纪最后评价说：
然得之孔劳，失之何速？岂不以骄于骤胜，逸于居安，忘栉沫之艰难，狥色禽之荒乐。外则伶人乱政，内则牝鸡司晨。靳吝货财，激六师之愤怨；征搜舆赋，竭万姓之脂膏。大臣无罪以获诛，众口吞声而避祸。夫有一于此，未或不亡，矧咸有之，不亡何待！
其罗列出的林林总总，所谓“咸有之”，正说明了这一点。当然“伶官传序”似乎更突出其重点，所以在林林总总的“人事”中，强调了人的行为上的“忧劳”和“逸豫”这一组概念对比。这样就把抽象的宏观的“人事”递进到相对具体的中观层面。这当然是有庄宗的具体行为可以呼应的，这里且举一事为例。
《新五代史》有记录说：
同光三年夏，霖雨不止，大水害民田，民多流死。庄宗患宫中暑湿不可居，思得高楼避暑。宦官进曰：“臣见长安全盛时，大明、兴庆宫楼阁百数。今大内不及故时卿相家。”庄宗曰：“吾富有天下，岂不能作一楼？”乃遣宫苑使王允平营之。宦者曰“郭崇韬眉头不伸，常为租庸惜财用，陛下虽欲有作，其可得乎？”庄宗乃使人问崇韬曰：“昔吾与梁对垒于河上，虽祁寒盛暑，被甲跨马，不以为劳。今居深宫，荫广厦，不胜其热，何也？”崇韬对曰：“陛下昔以天下为心，今以一身为意，艰难逸豫，为虑不同，其势自然也。愿陛下无忘创业之难，常如河上，则可使繁暑坐变清凉。”庄宗默然。终遣允平起楼，崇韬果切谏。宦官曰：“崇韬之第，无异皇居，安知陛下之热！”由是谗间愈入。
在这里，身为一国之主不顾民间疾苦而只想着自己安乐，庄宗过往忧劳与当下逸豫的鲜明对比，成为一种身体的真切感受，而不听忠臣进谏、尽受小人蛊惑，常常又是关联在一起的。《资治通鉴》也记录了这一史事，胡三省加注感叹说：“郭崇韬之言，其指明居养之移人，可谓婉切，其如帝不听何！”
此外，观点句中，“兴国”和“亡身”对举，“国”和“身”还有互文足义的意思，所以文章最后提出庄宗“身死国灭”，就有了词语肌理上前后呼应的连贯性。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庄宗后来的“逸豫”事例斑斑可举，但文章从《尚书》中的“满招损谦受益”引出该文的观点句“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还是说明这种现象具有相当普遍性。这样，把这种虽然具体但依然普遍的观点，推进到庄宗个人境遇的特殊性，也就是作为“序”而指向“伶官传”的特殊性，所谓“忧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这是呈现第三处观点句的意义所在。相对第一处的宏观和第二处的中观来说，这第三处的观点句，就是微观了（尽管结尾的“岂独伶人也哉”一句，显示了作者也努力要把这种特殊的微观回扣到普遍性中）。
在以“宏观”“中观”和“微观”理解三处观点句的递进关系时，我们都是以“人事”为立论前提的。在这过程中，作者所谓的“虽曰天命”一句，似乎被抛到了一边。我们固然可以说，作者强调了人事的重要性的同时，并没有完全否认“天命”的存在，但其向下文延伸的肌理性关系，似乎已经被我们无视。我们没有意识到，在其论述的递进过程中，那种似乎已经隐身的“天命”意识，其实际内涵已悄然发生了改变。
许多人在强调第二处观点句时，无意中遗漏了“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后一句“自然之理也。”而这似乎从“人事”中逸出的，这不能被主观世界完全掌控的普遍性、规律性之理，以颇为“自然”的方式出现，使得我们忽视了其存在。而这，恰恰是能够跟同样不受人的主观控制的“天命”互为相通，形成一种肌理性联系。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谈到唐代向宋代有关天的观念变化时，认为是从“天谴的天向天理的天的变化”，也就是“主宰者的天向理法的天的变化”。唐以前的人们习惯认为，作为主宰者的天似乎有着人格意志，可以借助自然灾害，对君王犯下的错事做出谴责，以提醒君王纠正过错，所谓“天谴事应”。此类观念到宋代已经受到了不少学者的挑战。欧阳修和宋祁主持编撰的《新唐书》，就讨论了“天谴事应”的问题，并对此有所质疑。在“五行志”中，认为后世之人是在“曲说而妄意天”，所以他们编写的体例就“著其灾异，而削其事应。”而《五代史伶官传序》中提出不受人意控制的自然之理，正是从“天命”向“天理”过渡的桥梁。当天理内在于人事中（这被沟口雄三称为“欧阳修的天地人之理”）得到理解，成为一种规律时，认识到这种规律、这种天理的存在其实只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不过，当人们总是通过自己的言行来反复证明这个规律的存在，不断重蹈覆辙时，才是一件使人不胜感叹的事，也难怪欧阳修会在他的史论中，常常劈头就感叹一声：“呜呼！”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光启语文研究院）
